但是，面对推动社会机器走向不知何方的力量，感觉到无能为力，曾经勇担使命的知识分子，今天却希冀退出舞台，隐姓埋名，不显庐山真面。

治理天下是业，创造发明也是业，安排经济、生产活动更是业，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研发。从人的方面说就是性命之德、仁义礼正之德。

当《乾·象传》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《坤·象传》说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时，就不仅仅是法天、法地，即效法天之义，而是变成了人的内在需要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。在中国哲学中，阴阳可用来解释一切现象，因此有人称之为阴阳模式。周敦颐在其《通书》中，专门设立理性命一章，进行了发挥，其他理学家也都视之为重要范畴。德不仅是个人的德性，而且要施之于万物，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样，使万物得到它的润泽。这方面的内容《易传》也讲过。

可见，称天地为父母，是有哲学意义的，人类生命确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给予的，人对自然界有一种崇敬之心，这是毫不奇怪的，奇怪的是，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生命，反而傲视自然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至此，湛若水出使安南封国，王阳明唯恐圣学难明而容易产生遗惑，人生分别容易而相会困难，因此作文以相赠。

[7]参见钱德洪：《年谱》成化十八年条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四册，第1234页。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，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，从而求鱼与醪焉，则失之矣。王阳明早年困于格竹子，又迷于佛老二氏，带着困惑与迷茫踏上了去龙场的道路，而后至龙场，又觉二氏之学未尽。则吾之为是，固又忘鱼而钓，寄兴于曲糵，而非诚旨于味者矣。

‘歌永言，歌即是制律之本。[9]王阳明就是那个天将文化大任于斯之人，历史付予他创造使命，要肩负起这一使命就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体魄与心志。

论其大本一原，则《六经》、《四书》无不可推之而同者，又不特《洪范》之于《大学》而已。钱德洪说：心体是天命之性，原是无善无恶的。宦官刘瑾当政，他虽然能超脱得失荣辱，但生死一念尚觉未化，于是为石墩自誓：吾惟俟命而已。当然他对此忽然悟道还不放心，取儒家经典试图获得理论证明，所谓道在经中，这一发明是对经典的诠释。

[55]王阳明：《传习录拾遗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五册，第1557页。他的基本主张是经道合一，道在经中，以经求道。[73]这是对平生学问的高度概括。[32]本体由功夫显或通过功夫达于本体，实践是其中重要的环节。

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正月，他以为陆九渊得孔、孟正传，其学术久抑而未彰，文庙尚缺配享之典，子孙未沾褒崇之泽，牌行抚府金溪县官吏，将陆氏嫡派子孙，仿各处圣贤子孙事例，免其差役。自揭良知宗旨后，吾党又觉领悟太易，认虚见为真得，无复向里着己之功。

他于正德三年（1508）写序说：得鱼而忘筌，醪尽而糟粕弃之。第二，道在经中，以经求道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《五经臆说》之作。

在他看来，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，那么与此相关，意知物这三者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，因此反对意有善有恶，心体却无善无恶之说。此书并不完成符合先贤的经注，但却有创见。王阳明于嘉靖元年（1522）致书陆元静：致知之说，向与惟浚及崇一诸友极论于江西，近日杨仕鸣来过，亦尝一及，颇为详悉。[54]《传习录拾遗》四十四条有相同的记载：一天，阳明喟然发叹。[3]以为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，来做他应该做的事，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在此地安于现状，自有一番作为。其三，他所理解的知行合一属于道德伦理学范围，主要讲道德说教与实践的关系，涉及心理活动与行为等。

在此期间与诸友及弟子通信中反复阐发良知学说。回答：元声制度颇详，特未置密室经试耳。

遗憾的是此书亡佚，只留下若干条，由弟子收入遗书中。阳明说：良知非我常言而何？于是辟稽山书院，聚八邑彦士，身率讲习以督之。

他说：前在寺中所去静坐之事，非欲坐禅入定。[35]钱德洪：《年谱》正德十五年条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四册，第1286页。

久乃说：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，只是这些子，了此更无余矣。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，为脱落新奇之论，吾已悔之矣。王阳明回答道：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，特学者未得启悟，故甘随俗习非。[35]格物建立在心即理基础之上，格物即格心，此为阳明格物的正解。

歌本于心，故心也者，中和之极也。集义故能无祇悔，所谓‘动亦定，静亦定者也。

阳明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，始舒忧念。致王纯甫写道：及谪贵州三年，百难备尝，然后能有所见，始信孟氏‘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。

答：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，此正所谓理障。[29] 钱德洪：《年谱》正德九年条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四册，第1243页。

其二，知行合一的重点是知行本体，即知行合一是知行本身或内在的需要，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又征之五经诸子，尤其是五经，再次说明他依据经典发明圣道。如果埋没良知，则无从谈起，良知是王阳明思想的基础。钱德洪反问王畿这四句话意思如何？王畿认为这四句话恐不符合王阳明之教，于是王畿提出心体是无善无恶，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，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，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另外四句话与之对立。津津然含诸口，莫能相度。

在今只有信良知真是真非处，更无掩藏回护，才做得狂者。他与当地土人讲知行之说得到认同，可能因为那里的人蔽塞，不知有异说，而与士大夫讲知行之说却建议不统一，议论纷纷，其原因是意见先入，这里虽未说明，恐朱熹的知行之说有影响，而这成为他创发知行合一说的动机。

[48]陈九川自虔州将归，有诗别先生：良知何事系多闻，妙合当时已种根，好恶从之为圣学，将迎无处是干元。自正德八年（1513）开始，他就意识到仅凭静坐不能解决成圣成贤修养中所遇到的问题，龙场以来一直潜藏在心中的良知思想开始涌动萌发。

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七月，他把撰成的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付梓，此书的宗旨在于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，集为《定论》，聊藉以解纷。[57]经历居夷处困后，阳明发现良知，在此之前似有所得，但似处在一种蒙眬状态，这些子，给人以模糊之感。